能源变革：大国崛起的战略先导

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，能源、物质和信息总是在互洽中共同演进。其间，能源与动力系统的先发性变革，往往会带来物质的制造、转化、运输和信息的获取、处理、传输的重大革新。世界发展历史表明，唯有引领世界能源技术创新，才可能实现大国崛起。

能源变革是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

大国崛起是创新驱动的直接成就，也即以新科技带来新产品、形成新产业、创造新供给、引发新需求、缔造新生活、发展新经济而实现的。国外研究表明，高技能人力资源(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)和高水平能源技术(意味着较低的能源价格)是其中的重要原因。

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和印刷机等发明，在1500—1800年的300年间，西欧成人识字率大幅提高，如英国从6%到53%，荷兰从10%到68%。因此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和荷兰的工资水平非常高，伦敦是18世纪全世界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。崛起中的美国，因其地广人稀，工资水平更高。熟练的普通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，相当于同期英国同行的114%~129%。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在1860—1890年间增加了大约50%，在1890—1914年间上升了37%。

高水平的工资收入，意味着需要低廉能源来弥补。英美等国都大量开采新能源，相关技术创新处于时代最前沿。1800年，英国生产、消耗的煤炭总量达到1500万吨，约占欧洲煤炭消费总量的85%。德国崛起时，产煤量从1890年的8800万吨增长到1910年的21900万吨。1913年，美国生产了世界石油产量的65%、世界煤产量的39%。美国还开启了电力革命，1889年，电能在工业用能中占比不到2%，到1919年，电能就超过了31%，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，城市住所中有近1/2使用电灯。

高水平工资、低价格能源，直接导致了必须想办法利用动力和机器来替代人工(需求侧)，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得到高度重视(供给侧)。由是，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器、装备和工具被发明、被运用，社会分工不断专业化、精细化，收入提高、消费旺盛，形成了经济的正向循环激励机制，大国由此而崛起。

新一轮能源变革是走出危机阴霾的关键先导

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，世界经济长期低迷。从创新经济学视角来看，实际上是1990年代开始的第五次经济长波进入下行阶段的常态化表现。从能源变革的大视野来看，意味着新一轮能源变革正酝酿之中，因为新的制造业是构筑在新的能源体系之上的。

工业革命以来，可以认为，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能源变革。第一次以煤、蒸汽机为重点，第二次以石油、内燃机、电力等为重点。两次能源变革造就了英美两个大国。其塑造制造业新体系的基本路径为：新能源及其新的利用方式(煤、石油、电)——新动力装置(蒸汽机、内燃机、燃气轮机等)和新材料装备(冶铁、炼钢、合成材料、铝、钛等)——新交通基础设施(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机场等)与交通装备(轮船、火车、汽车、飞机等)——新的周边及衍生制造业和服务业等。

当然，从全球范围来看，煤炭直到1965年才被石油所超越，石油峰值的来临，可能要到2040年左右。目前，石油(33%)、煤(29%)、天然气(24%)依然是一次能源的主力军，这很大程度上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宏观影响。而崛起中的大国，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，则超前于时代。这是因为能源替代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过程。如从1712年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成功运转，到1776年瓦特蒸汽机开始商业化制造，历经64年;从1876年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内燃机，到1914年福特流水线生产T型车，用了38年。

今天，新一轮能源变革的历史机遇开始垂青中国。对我国而言，在迈过“刘易斯拐点”之时，应抓紧促进人力资本累积和能源技术创新，以创新驱动实现大国崛起。

提高对能源变革的战略认识，不能局限于能源被动适应制造和服务的思维，更不能仅就生态等来认识能源变革，而应把能源变革作为迈向世界制造强国、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战略先导。

强化能源技术创新的投入与突破，逐步掌控聚变能、氢能等的核心技术，持续提高新能源占比，逐步形成世界范围内能源产业技术创新的先发优势。

促进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创业，放宽准入、放松管制，强化智能互联网、物联网、能源互联网的联动发展，激励能源动力与交通装备、基础设施、新物质创制、人工智能等融合创新，在能源生产、输送、交易、消费等领域形成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模式、新业态、新体系。

积极推动全球能源政治经济治理体系的新发展，培育和发展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产业及其技术发展的跨国公司，增强国家能源开发、技术创新与金融支持的战略协同，注重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能源规制创新联动起来，构筑起支撑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石。